白癜风照片 http://m.39.net/pf/a_4678322.html[摘要]村落共同体作为一种实体存在，具有明确的边界和高度的内聚性。在与外界的联系中，村落的边界可能被跨越，内聚性也可能消解。当下乡村社区所呈现的城市化，以及衰落两种转变趋势，正是村落共同体边界被跨越，内聚性消解的表现。城市化固然可喜，但中国的现实状况表明，乡村在中长期内仍将是大半中国人居住的空间，衰落就会是一种问题。因而，村落共同体如何延续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本研究选取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乡广南侗族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追述广南乡村礼堂的几次改建事件(孔庙－小学－礼堂－糖厂－礼堂)，来折射广南村百多年来所发生的历史变化。从礼堂虽几经变迁，但始终保留有戏台这一事实中，把握广南村民热爱文艺活动这一不变的传统。在礼堂的“变”与文艺传统的“不变”中，分析广南村作为一个村落共同体是如何延续的，重点探讨文艺传统与村落共同体延续的关系。
分析表明，广南村的礼堂是该村落的公共空间，为村民提供了讨论村落公共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场所。礼堂中的戏台所象征的村落文艺传统，起到了维系村落共同体纽带，促成村落成员互动，培养成员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感，以及分享和传承村寨历史记忆的作用。这使得广南村在这风云激荡的百年历史中，处变不惊，保持着自身共同体的性质。也说明，侗族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
由此可以认为，村落共同体的延续需要根植于村落自身的优良传统。传统的存在有助于村落既有人文结构的保持，从而维持乡村社会原有的和谐秩序，使之成为村民安居乐业的家园。因而，在“新农村建设”的语境中，将目光聚焦于夯实乡村经济基础的同时，应该注意挖掘各个村落固有的文化传统，发挥其对“新农村建设”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村落共同体；文艺精神；变迁
下面让我们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乡的侗族村寨广南，看看其所代表的中国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的演化模式。
龙胜各族自治县及广南村概况.田野调查点广南村的地理范围界
笔者田野调查点所在的广南村就是龙胜各族自治县侗族聚居中心区平等乡的一个村落，地处龙胜西北部，北距乡*府所在地平等5公里，东南距县城58公里。
在行*村的建制上，广南村有甲江、大寨、独拉、广少、盘胖、杨家、冲头七个寨子，其地理分布如照片3.（摄自广南村委会绘制于墙壁的行*区位图，其中标识为广南的其实为大寨），共有户居民，人，95%为侗族，少部分为瑶族。甲江与大寨，为同一自然村落称为广南，即笔者的田野调查点。独拉与广南只一桥之隔，广少离广南也只一箭之遥，地理位置上十分接近，村民间的日常接触也十分密切，且共同参与村寨的公共事务（如后文将提及的文艺活动），因而在考察过程中，笔者将它们一并纳入广南这一自然村落之中。其余三个寨子，地理上较为远离广南这个中心村，日常接触并不频繁，只是在行*管辖上属于广南村，从社区的角度来考察，可将其排除出广南这样一个村落社区。所以本文所说广南村指大寨、甲江、独拉、广少所组成的自然村落。为叙述的需要，依照侗语中村与寨的区别，将村落的主体区域——甲江与大寨——以广南寨称之。
2.2地理环境与村落布局
群山环抱中，横纵两条河流从山间蜿蜒而出，交汇处形成宽阔的河谷平坝，广南村正是建筑在这片平坝之上。东西流向的广南河穿村而过，将村寨分为大寨、甲江两个部分，两岸石砌的堤坝上竖立着成排的木楼，一座古老的石跳桥连接着两岸。之后，广南河从一座公路水泥桥下流过，汇入从北向南掠过村边的平等河。平等河的斜对面为独拉，两岸则为稻田。顺着沿平等河去往县城的公路向南不足一公里处则是广少。寨子间的空隙处与村落四周是成片的稻田，环峙的山峦是村民的山林、山地长满茂密的植被。
在广南寨，公路两旁是一溜新建的三层小楼房，底层成为店铺，人们用来做些小买卖，使之成为一个小小的街市。村委会办公地点就设在外侧一排中间一幢的二楼，门口一条从村寨内部延伸出来的道路与公路汇合。循着这道往里三、四十米，就到达篮球场大小的鼓楼坪，右边是一座礼堂，左边是高耸的鼓楼，鼓楼一侧紧挨着一座两层木楼，老年协会及村图书室就设在其中，道路则越过鼓楼坪，继续向村寨的另一头延伸，成为穿过村庄的主干道。这一区域是广南村民的公共空间，平时村民在此休闲，但凡村寨共同活动也都在此举行，从而成为村寨的心脏部位。“心脏”的周遭是鳞次栉比的侗族传统民居——木楼，一股细流从许多户木楼前蜿蜒而过，那是一条人工开凿的水渠。木楼错落有致地排列，形成无数曲曲拐拐、交互相通的小巷，最后又都汇聚于通往鼓楼坪的干道上或直接与楼坪衔接。其中一条铺着青石板的巷子一直通往广南河边，与石跳桥相连。走过石跳桥，继续向前，是村北山脚下成片的稻田，一座凉亭有些突兀地竖立其中，据说是起到调节村寨风水的作用。礼堂的两侧也是巷子，都通往村寨南端的广南小学。从干道走出村寨好一段距离，可以看到一座风雨桥架在广南河上，是为“兴隆桥”，建于清嘉庆四年（年）。河上还建有水坝，是村内水渠的水源。
2.3社会经济现状
在经济生产方面，种植业仍是广南村的主导产业。侗族是传统的稻作民族，水稻是村民栽种的主要粮食作物，由于生产的粮食主要供自己消费，虽然气候条件允许栽种早、晚两季水稻，但村民只种一季中稻，以便有更多的精力从事经济作物的栽培。由于山地较多，农民大量种植番茄、罗汉果、茶油、柑桔、毛竹、杉树，形成山地经济开发的短期（番茄、罗汉果）、中期（茶油、柑桔）、长期（毛竹、杉树）收益三梯度的合理配置，减少了市场波动对村民增收的不利影响，同时避免了山地的单一性开发对生态的破坏。特别是毛竹、杉树的栽种，即有利于水土的涵养，也是未来的财富。山地经济的开发为村民带来了不错的收入，据村委会供的数据，年从中获取的人均纯收入达到元。
除此以外，少数村民利用公路沿线地段做生意，经营农资、日用品、服饰等等不一而足，又或收购村民生产的农产品，起到了沟通村寨与外界市场的作用，满足了村民基本的生活需求。另外随着广南“文艺之村”逐渐闻名于外，到广南参观、访问、游览的人渐趋增多，小吃店、饭店、旅馆也在村寨出现，以待八方宾客。由此带动的旅游业可能成为未来广南的支柱产业。
2.4文化表征
一个陌生人刚一进入广南时，不大能感觉到这是一个侗族村寨，入眼的是路两旁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建筑，村民穿着打扮也与自己无异……而笔者去过的其他侗族村寨，如三江的林溪、良口一带的村落，妇女们平日里还穿戴侗族的民族服饰，村寨的外围就是层层叠叠的木楼群，寨内的鼓楼因其高耸的姿态在其中显得特别突出，让人一望而知是个少数民族村寨。这些侗寨多数村民家中还备有纺车、织布机、染桶，栽种棉花、靛蓝，以制染侗布裁制侗衣。与之相比，广南人只在一些特别场合穿戴民族服饰，且都是从贵州侗区购进；在婚姻方面，这些村寨还遵循“偷婚”和“不落夫家”的习俗，而在广南如此婚俗已了无踪迹。
一般说来，鼓楼之于侗族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广南却算例外。广南姓氏众多，因而原先的鼓楼数量也很可观，但多在红*长征路过那年失火被毁，现今的村寨鼓楼年刚刚落成，在此之前的几十年可以说处于无鼓楼的状态。虽然能在村寨找到两座旧鼓楼，但都位于不起眼的角落破败失修，问左近的住户都不知是属于哪个家族的。成长于该村的胡宝华在一篇研究本村的文章中也说“在广南，人们似乎不重视鼓楼的修建，也不在意鼓楼的存在与否，村寨中的两座鼓楼在造型方面极为普通简单，且已经多年欠修缮了。”
而“款”组织随着国家*权对乡村的渗透日渐萎缩，如今只能在村规民约中看到些许影响。先是清*府在平定吴金银起义后，置龙胜厅设龙胜、广南两巡检司，并修筑石城驻有官兵，其中的广南城离广南村约二公里（依现所修公路的里程），自此“强行‘皇法’，‘款约’受限制，‘合款联盟’的根基动摇”。到“民国23年，推行‘乡甲制度’之后，‘合款联盟’瓦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最大限度地动员乡村资源以支援刚刚起步的工业建设，国家权力更是史无前例地进入乡村，于是在广南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侗族村寨，“款”组织彻底消失。
概言之，许多侗族的传统文化在广南村消失了，固有的侗族文化符号在村落的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得并不明显。
但是侗家人“喜音乐，弹胡琴，吹六管，长歌闭目，顿首摇足，为混沌舞”的性情在广南却丝毫未变，更是将这种文艺精神（如果能将这种性情称之为“文艺精神”的话）发扬光大，村民个个能唱、能吹、能弹、能跳，每逢大大小小的节庆村民都要在戏台、岩坪等场地上表演各色侗族曲艺，歌唱自己的生活，抒发自己的情感，娱人且自娱。历年来，广南村选送的各类文艺节目在县、市、区获奖无数，享有“文艺之村”的美誉，成为具有深厚侗族文艺传统的典型村落，吸引各方宾客络绎不绝地参观、访问。而这所有的一切都蕴含在广南那座百年历史的村寨礼堂中。
2礼堂的历史变迁2.百年历史舞台——广南侗寨礼堂的现状
广南村的礼堂位于村寨的核心区域，是一座两面坡硬山顶式砖石木结构建筑，偏东西朝向，长约25米，前半部分宽约3米，后半部分宽约0米，墙高约6米，顶高约8米。墙壁为砖石结构，表面粉有石灰，西北面那堵墙壁的中部十米向外突出有米的样子,其屋顶由架设在墙（及木柱）上的8个三角状杉木支架支撑，上面覆有黑色的泥瓦。中间6个支架的顶点还受到相邻两个支架横梁中部斜逸而出的梁柱的支撑，从而形成四面受力的稳定结构，并使支架结合成有机的整体，再于其上架设瓦梁。
戏台位于礼堂的西北端，朝向东南，高约.3米，前后宽约4米。后台平行错开的墙面处，安有侧门搭有台阶，与外部相通，供演职人员出入。戏台两侧设有边厢，有门和台阶与观众席相通，演员在这做登台前的准备。靠南一侧的边厢一角，搭有一个小木房，放有音响设备及配电设备，音响师兼灯光师坐镇其中。除去边厢，中间观众可见的戏台部分宽约为6米。后台布景是一幅名为“侗情”的喷涂照片，主体是风雨桥，其后是朦胧又连绵起伏的山峦。整个礼堂也就戏台上方安装有天花板，穹顶中间绘有一个太极八卦图。礼堂后部的墙壁中间，绘有一幅麒麟图，其下方摆一个石质小祭台。礼堂内部摆放有座椅，前面更宽的部分共4列排，后面更窄的部分共3列4排，挨着后墙还搁有2把，而每把椅子有7个座位，计算下来共有66个座位。总的来说，
目前礼堂由村委会管理，有什么会议都在这举行，但礼堂更主要的功能是供村民表演文艺节目，这未必是礼堂始建的初衷，却是它一直都在发挥的作用。下面就让我们进入这座村寨礼堂的历史，看看村民在其中上演过怎样的精彩生活。
2.2遥远的，模糊的记忆：孔庙的落成
广南村的礼堂溯其前身是建成于光绪十六年（公元年）四月的一座孔庙。无人知晓当初建庙的原由，一百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对于没有多少文字记载的乡村世界来说显得过于久远而记忆模糊。落成时间是那块安静地镶嵌在礼堂墙壁幽暗一角的功德碑，所能传达出的为数不多的确切信息。功德碑上的文字在岁月的蚀刻下字迹模糊，镌刻的多是捐助银钱的名单，但也有一小段序言，依稀可辨如下的文字：
重修功德
盖闻
清风美俗惟藉……神恩（又或“思”，不可辨）人杰地灵必资圣德固威威在上众姓俱蒙其庇佑之恩赫赫□士民皆尽其如在之诚者□□庙宇一拾八间起於乙酉（年）之岁成於庚寅（年）之年中安……
侯王左立圣人佑（右）安观音奈因庙内朝夕无人敬香看官修杨（疑应为“看管修养”）众姓人等启发良善同商共议另再加捐□善男信女捨田业人人同心敬神永供千秋阴阳合德神人共羡自是年丰岁稔人安物阜伦□之百祥积善必有余庆男增百服（福）女纳千祥是以为序
……（捐助名单）
清光绪十六年（年）岁次庚寅四月
由于文字缺失太多，让人很难把握序言确切的内容，似乎也没交代兴建孔庙的前因后果，只是概而化之的“人杰地灵必资圣德”。而且若不是村民说它原先是孔庙，从碑文的叙述来看，也不易让人判断庙宇的性质。“圣人”或可解释为孔子，但有所谓“侯王”、“观音”足见其并非纯粹的夫子庙，或许它是各种外来信仰包括对先师孔子的崇奉在村落的一种混合。虽有这三个偶像供奉其中，但“庙内朝夕无人敬香”，看来香火不是很旺。村民也说，那时人们不拜这个庙，而是到村内三王庙（已毁）求神保佑，那边灵验。而且三王庙在咸丰年间就建成，比孔庙要早几十年。
庙宇落成的“庚寅之年”为光绪十六年，按常理其始建的“乙酉之岁”就应该是光绪十一年（公元年），但是“十有八间”的规模本不足以耗时五年，从序言中“加捐”云云推测，工程应该是经两个阶段完成的，中间有较长时间的停顿，是以功德碑上才冠了“重修”二字。但不管其间究竟是何原因，在年的农历四月，广南村有了属于他们的孔庙。
其实从碑文的内容看来，庙内供奉的主神应为“候王”，或许庙宇在动工兴建的年还不是要建成孔庙。只是因先前三王庙的存在使其历经了五年的香火冷清，村民再捐资重建后，这座混合信仰的庙宇更多地发挥了拜祭孔子，劝学子弟的功能，因而村民就把这座庙宇当成了孔庙。
我们知道，曲阜孔庙是中国最早的孔庙，由鲁哀公在孔子去逝的第二年（公元前年）所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历代王朝都用它来维护统治，并在科举考试中成为选拔人才的标准，按岁祭孔也为成例，孔庙成为宣传儒家思想的一个主要所在。唐贞观四年，朝廷下令各州县学校都要有孔子庙，孔庙自此遍布中国，由此也形成了孔庙与地方官学结合的“庙学制”。“庙学制”从此成为中国的一种传统教育体制，与朝廷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密切相关。这些庙宇都是官方所建，被称为礼制孔庙，成为国家权力与王朝统治的某种象征。除此之外，乡里民间也建有许多孔庙，多为激励子弟勤学苦读，有朝一日金榜题名，进入王朝的官僚系统。这样一种向王朝体系靠拢的努力，暗含对国家权力与王朝统治的接纳，而本质上是对儒家思想的认可。
而广南的孔庙正是这样一座乡里民间的村落孔庙，它的建成表明广南一带的侗民在广南巡检司的眼皮底下生活了近一百五十年后，对中央王朝的统治不再那么抗拒，并努力吸纳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
这里就不得不提广南村一段称得上“辉煌”的历史。乾隆五年（公元年，当时龙胜还属义宁县管辖），广南村民吴金银领导家乡一带的各少数民族同胞武装反清，杀死义宁县知事，清*府派重兵“围剿”，起义失败，吴金银也被俘就义。为更好地统治这一地区，清*府于次年（74年）将义宁县西北地区划为“龙胜厅”，委“理苗通判”治县建署，下设广南、龙胜两“巡检司”，并筑石城屯兵。其中的广南城离广南村约只两公里，从此广南村一带为清*府所直接统治。
诚如上文所指出的孔庙也是国家权力与王朝统治的象征，因而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官方教育机构很快就入了该地区，设立“龙胜厅”的同一年，县城就创有义学一所。虽然当时只供官员子弟入学，但也开始了该地区以科举为指向的正式教育。二十六年之后的乾隆三十二年（年），平等寨开办了该地区有籍有可查的第一个私塾。无法知道当时，广南村究竟是怎样的情况，但平等是与广南相邻的一个侗族村落，想来广南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这种接纳儒家文化，开办私塾的做法在此之后肯定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嘉庆三年（年）清廷批准了龙胜应试苗童（清对少数民族的泛称）二名，但要移送义宁县附考。这表明侗族等少数民族也有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愿望。只是在清*府民族歧视*策的作祟下，少数民族子弟参考名额有限，且要到别县附考。
因而可推测广南村的侗民也更为积极地参与到由官方维系的教育与考试制度当中来，于是在年建成了他们自己的孔庙，以劝学子弟。二年后，龙胜土童可由龙胜厅自行收考，录送上府。而此时的清*府早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现行的教育与考试制度也遭遇空前挑战：年百日维新实施了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庙产兴学”风潮。其中的“学”已不是孔庙中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官学”，而是西洋传来的“新学”；而科举制也在经历了漫长的一千三百多年后，于年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而广南村的人刚刚拥有他们自己的孔庙只有十五年，再十年，以《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要求“打倒孔家店”。
2.3民国，庙产兴学：孔庙里的强民小学
清末，跟全国的情况一样，龙胜旧式教育式微，新学校慢慢的进入，光绪三十三年（年）就设有初等小学堂所，次年增至3所，到宣统元年（年），有高等小学堂所，初等小学堂4所，并开办师范讲习班培养师资。而民国元年（92年），县知事*祖瑜建立劝学所，同时成立师范讲习班，民国三年劝学所实施初小四年义务教育，学堂改为学校，而且数量进一步增多。民国八年（99年）二月，广南的邻村平等创办了高级小学……随着新式教育的逐渐推行，广南村的孔庙也即将迎来命运的第一次转变。
在清末民初，新式教育的推广，特别是初级教育，其经费筹措和场地征用都有赖于“庙产兴学”运动，这是一场起起落落，持续近五十年的风潮。年戊戌变法时，维新派有通过革新教育以富国强兵的主张，却苦于经费没有着落。湖广总督张之洞上书“劝学篇”，主张动用全国寺庙财产作为兴学的经费，经光绪皇帝批准后，在百日维新期间开始施行，是为“庙产兴学”的开端。维新失败后，慈禧废除了“庙产兴学”*策，却又于年重新实施这一*策，次年再废。但满清*府命各省州县设置学堂，仍然在使用庙产，如光绪三十二年（年）四月二十二日奏准“奏定劝学的章程，责成各村学堂董事查明本地不在祀典庙宇乡社，可租赁为学堂之用”。至民国初年，“庙产兴学”依然是学校建设的经济支撑。到国民*开始控制民国*权的三十年代前后，“庙产兴学”迎来了第二次高潮。年5月，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在于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发出“庙产兴学宣言”，并于年2月成立“庙产兴学促进会”；而内*部颁布的《寺庙管理条例》及其后的用来替代此条例的《监督寺庙条例》，更使“庙产兴学”有了*府的法令支持。
此时新桂系*阀主*广西，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对教育十分重视，延请雷沛鸿等教育专家主持全省教育行*，根据广西的实际情况规划和制定教育方案，增加教育经费，发动群众办学和鼓励私人捐资办学，“庙产兴学”同样掀起高潮。年《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五年计划大纲》（后改为六年计划）颁布，开始了适宜广西省情的“国民基础教育”运动。这是广西以学童和成年人为普及对象的全省性教育运动，其目的是培养国民道德基础及生活必需之基本知识技能。这一普及性教育运动的开展，有特定的国外内背景：一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为激发国民同仇敌忾的抗日，作为新桂系领导者的李宗仁、白崇喜、*旭初认为有必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二则蒋介石欲灭新桂系*阀，李、白、*为防蒋保桂，从整顿、建设广西着手，以进一步实现问鼎中原的夙愿，这需要有大批有文化的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结合。也因此，“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将成人与学童一起纳入教育对象的范围。该计划规定，原则上每村需设立国民基础学校所，每乡设立中心国民基础学校所（依实际情况可合办或设立分校）。开初为试行阶段，年普及推广到全省，为树立样板，全省划出24县设置表证中心国民基础校，其中龙胜表证中心校于年9月成立。
当时作为广南乡乡公所所在地的广南村，于同年设立中心国民基础学校，校名为“强民学校”，白天教育学童，晚上成人在此扫盲，教授国语、历史、算术、自然、音乐、美术等，并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如升降国旗，背诵总理（孙中山）遗嘱等。学校的校舍正是通过“庙产兴学”而来，设在沉寂多年的广南村孔庙。可惜的是，民国时期“庙产兴学”混和有反封建迷信的因素。因而庙内的石材雕成的菩萨不是被移出，而是被全部捣毁。还好，捣毁偶像的行为并没像别处一样激起村民与校方的冲突，原因应该与村民将信仰托付在三王庙，认为孔庙里的菩萨并不灵验有关。
庙宇本为劝学所建，随着科举制的没落，“孔家店”的被打倒，没能成为尊孔弘儒的庙学所在，但都是服务于教育，成为小学的学堂也是其不错的归宿。只是其命运的流转并没就此终止。
年5月，广西省总结“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五年计划纲要》，但因日*对广西的入侵，教育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加之新桂系集团越来越亲蒋投蒋，使广西和全国一样，*治经济日渐凋敝，教育无法再得到真正的重视，“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名存实亡。“庙产兴学”运动也随之渐渐平息，而且因宗教界的压力国家也颁布有保护寺产及孔庙的文件。广南村孔庙里的强民小学停办，没有了学生，庙宇又恢复往日的平静，又没了以前的菩萨，村里的孔庙显得空空荡荡。
2.4颠狂年月，“文革”破四旧：孔庙改礼堂
“文革”风潮迅速波及到龙胜。年6月5日，“龙胜各族自治县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立，8月县“红卫兵总部”成立。9月红卫兵分批外出串联，期间红卫兵高喊“破四旧、立四新”、“造反有理”等口号，冲击社会。因之，境内的寺院、庵堂、桥亭、雕塑、书画等历史古迹、文物基本都遭毁损。
广南村的孔庙当然没能逃脱这一厄运，尽管它是没有任何神佛塑像的空荡庙宇，还是与村里的三王庙、萨堂等一起被陷入集体疯狂的红卫兵摧毁。村民自己是珍惜这些古迹的，毕竟那是他们的祖辈留下的文化建筑，而且侗族历来就重视村落公共设施的建设和保护。所以参与破坏的红卫兵，都是从外面串联而来，并没有本村人。面对疯狂的破坏者，在那么一个年代，村民也没有办法，只能在废墟前痛惜。红卫兵转移到别处继续他们的破坏，村民开始收拾残局。他们用废墟上的石块、砖头、木料，在孔庙的原址上建起了现今的礼堂。给与那些狂热分子的理由是：有一个开会、集会的场所，以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到底”。但三王庙消失殆尽，只有两块残破的石头，如今在鼓楼外的一角斜躺着，村中的老人见了总叹气摇头，那是分身两半的一座石狮，曾经镇守在三王庙的门前。
2.5沉寂97，队办企业：礼堂做糖厂
到70年代，文革进入中期阶段，各项斗争运动更多地集中在城市，红卫兵、工宣队等各类煽动农村开展*治运动的工作队，不再那么频繁地深入基层农村。村寨里的人并不热衷于揪斗那些自己熟知的扣上了“地、富、反、坏、右”帽子的乡邻，因而从大跃进开始就不断折腾的农村社会，慢慢褪去了文革初期的狂热，变得稍许的平静，只是生产得不到发展，生活没有起色。
广南人同样早已厌倦了各种斗争与运动，他们痛心于历次*治运动对村落造成的破坏，身心俱疲的村民此时所想的只是如何让生活过得平顺一些。但是，囿于大跃进时期确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村民促进生产、改善生活的行动举步维艰。倒是他们建起不久的礼堂，因人民公社制度的理念，而挪作他用，又经历了一次命运的转换。
土地改革完成不久，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国家开始实施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龙胜县*府于年起，结合境内各族农民“打背工”的习俗，在全县开展组织农业互助组，年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年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并于年底完成高级合作化，年8月30日，按照当年3月中央*治局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要求，一夜电话会让龙胜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
从性质上看，人民公社并不是单纯的*社合一的农业生产组织。年７月１日《红旗》杂志第３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可见，人民公社制度还要求在乡村社会中导入工业要素。这一思路“体现在同年2月0日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决议认为:‘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公社工业的发展不但将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将在农村中促进全民所有制的实现，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应当根据各个人民公社的不同条件，逐步把一个适当数量的劳动力从农业方面转移到工业方面’,‘人民公社的工业生产，必须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首先为发展农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同时为满足社员日常需要服务，又要为国家的大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市场服务’”。因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成立后，不管条件是否具备，从公社到大队都纷纷办起工业来。这种不顾实际情况，盲目开办的企业，终是难以为继，但有上级的压力，又不能不办，只得不断地尝试不同的项目。
广南大队所在的平等公社，也设有不少社办企业，广南大队也有不少尝试，终不成功。而文革初期的运动高潮，停工闹革命，让各方面生产停滞，公社与大队创办企业的热情也被打消。文革进入中期的平稳阶段，渐趋平静的生活让村民想着恢复生产，社办企业和队办企业又有所兴起。年龙胜县各厂矿复工，又掀起“大办五小工业”的热潮。伴随这一潮流，广南大队于次年开办了榨糖厂，作坊就设在广南的村寨礼堂内。
但是，甘蔗并非龙胜境内的传统农作物，新中国成立之前，广南村也没有人栽种。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人将其作为经济作物从临桂引进，但因龙胜境内山地田土的特点等原因，没有得到推广。广南大队却偏偏找上了这样一种经济作物，作为他们兴办企业的项目。广南村的平原水田，要用来种植水稻，山坡梯田面积小，不利甘蔗的大面积种植，所以产量小，无法满足糖厂的生产需要；加之，广南村缺乏传统的制糖工艺，也没引进什么新的生产技艺，因而技术粗放，产糖率极低。如此，没几年广南榨糖厂就自行停产，空顶着一个队办企业的名头，占据着广南人的礼堂。
2.6复苏，联产承包：礼堂的还原与冬天里的一把火
人民公社制度，终究是一种钳制生产力的体制，农民总是自发地，或明或暗地进行对抗。在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在96年春，龙胜县就有一部分生产队暗中自发地搞包产到户。县委县*府虽组织工作队下队扭转，在同年冬天，贯彻落实《人民公社十六条》中“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策，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反而使包产到户更为突出。到年春，全县有.4%的生产队按人头或基本口粮分田至户，43.4%的生产队按人头或劳力包田到户，实行包工包产。后来，地委指示“包产到户，实质为单干”。于是，在－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文革”农业学大寨，包产到户基本被扭转，但仍有少部分生产队暗中搞包工包产到户。年，又有生产队搞包产或包干到户，当即被“纠偏”，到年秋才开始贯彻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到年县农业生产全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国家的农业*策总算是合符农民的愿望了，恢复了农业生产的同时，广南大队的榨糖厂也失去了它存在的体制基础。于是村民将榨糖作坊的设施清除干净，糖厂终于还原为礼堂，村民们又完全拥有了他们当时仅存的公共空间。
不过就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糖厂又变回礼堂的年冬天，不知是不幸，还是为了宣布与不堪回首的过往的告别，礼堂周遭的木楼失火，眼看就要殃及到礼堂。为了抢险，更是为了保护礼堂，救火的人们将礼堂的屋顶的木质支架掀翻，因而火势没有漫延到礼堂。火灾过后，村民集资修葺礼堂的屋顶，并重新粉刷了外墙。
百年礼堂，历经风雨，可谓命运多舛，从其兴建到每一次的转变，都是外界环境风云变幻的结果。广南的村民，并不总是能把握住孔庙又或礼堂的命运，就像他们不总是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一样。如同礼堂的命运，这个村落，从来就没有真正封闭过，外界的触角总是时时地，不同程度地向伸入其内部，并影响到村落的日常生活与秩序。而礼堂在百年动荡中之所以能够存在下来，不得不归功于其中的戏台，可以说，是戏台延续了礼堂（又或说孔庙）的生命。
3孔庙及礼堂里的戏台：文艺精神传承的象征3.几经变化，总有戏台
从孔庙的兴建，到小学的校舍，再于毁损后改建成礼堂，又从礼堂被辟为糖厂，最后又变回礼堂。广南村的礼堂及其前身孔庙，虽经历如此之多的变化，但不管形式与用途如何，其内部总是搭建有戏台。村民在其上释放他们对于文艺的热情，展示侗家人喜歌舞、悦戏曲、好管弦的天性，并在共同的参与中培养相互间休戚与共的感情。
戏台在侗族地区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它是伴随戏曲艺术在侗族地区的出现而出现的。戏曲之外的其他侗族传统艺术形式，如大歌、琵琶歌、芦笙舞、多耶等，都是在鼓楼、岩坪、火堂等场地表演，大家可随时加入，不明确区分表演者和观众，并不需要戏台这一专门的表演场地。侗族的戏曲是为侗戏，相传是贵州黎平歌师吴文彩（－），在侗族民间说唱艺术“嘎锦”（叙事歌）和“嘎琵琶”（琵琶歌）基础上，接受汉族的戏曲影响而创，时间大约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之后传遍侗乡。戏台与此同时出现在侗族地区。
不过，桂剧却先于侗戏传入龙胜，境内侗族居住区的戏台也是伴随桂剧而来。据《龙胜县志》记载，清同治十二年（年）从全州请来桂剧戏师张昌隆教唱，平等始建戏台。光绪二十一年（年）平等寨又成立彩调班，而侗戏是在民国二十九年（年），平等寨戏师杨云山，带桂戏班到湖南、贵州等地演出，看各地上演侗戏，深受鼓舞，才传入龙胜。
作为平等邻村的广南戏曲艺术的传播时间应该与此相当。据笔者调查在距今约20多年前，兴安县文茂贤桂剧艺人到广南村教唱桂戏，从此广南有了业余戏班。于是，年建成的孔庙就附设有戏台。那时的孔庙，是一座四合院式建筑：东边一排是庙宇的正殿，供奉孔夫子等神像；南北两侧的殿堂分为上下两层，二楼是相通的木质回廊，在靠正殿的一头建有楼梯上下；西边是大门与戏台，戏台与门楣齐平，高丈余，朝东面对正殿，大门两边有楼梯与戏台两侧的边厢连接，边厢则与南北两侧二楼的回廊紧挨，但不相通；人们跨入大门，从戏台下经过，便进到四面围成的院落，摆上座椅，仰望戏台就可以欣赏精彩的戏曲，而南北两侧的回廊也是绝佳的看台，从这个角度看来，孔庙活脱脱成了一个戏园子。
孔庙建成才十几年就失去了“劝学子弟”的功能，又十几年后成为“打倒孔家店”的对象，尽管还供奉其他神明，却香火不旺。如此的际遇，孔庙可说是十分的落寞了。但因为戏台的存在，孔庙虽落寞却不寂寞。每逢年节、会期、庙会甚至冬天农闲无事，村内的业余戏班都要在这上演大大小小的剧目，偶尔也会有外村的戏班登台献艺。一旦演出，“人人爱看戏”的侗族村民就把孔庙围得水泄不通。因而广南村人建立的孔庙虽然没能实现他们弘扬儒学的夙愿，却达成了传承民间艺术的效果。
孔庙做了小学的校舍以后，只有神像遭到破坏，整个建筑物保存完好，戏台依旧在，逢年过节、喜乐庆典依然有桂剧的上演。老旧的戏曲与新式的教育在孔庙这一狭小的空间共存，传统与现代并行不悖。孔庙里的强民小学名存实亡之后，空荡的庙宇依然热闹，戏台上的演出还是与往日一样活跃，而且有了侗戏这一刚刚传入龙胜的剧种加入。
文革中，“横扫一切牛*蛇神”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不但迫使业余戏班停止了演出，而且毁损了戏班的服装、道具，戏台也随着孔庙的破坏而毁于一旦。礼堂的建设顶着为各“批斗大会”建设场地的帽子，内部搭建的就不再是“戏台”而是“主席台”，高度也不及原来的一半，而且为了与“封建迷信”划清界限，主席台的位置挪到了另一头，与原先戏台的朝向相反。其实，降低戏台高度的动议之前就有过，原因是50年代的某一年，桂林桂剧团到广南村演出，有演员翻筋斗时，差点从戏台摔下，遂使大家觉得高台不安全。只是，限于当时孔庙的结构布局无法改建而作罢。
而在文革的初期，台上的少量演出都是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及县文艺宣传队配合中心工作所表演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治应景之作。村内的各类群众性演出基本停止，但谁也不能压抑侗家人好歌喜舞的天性，村寨间的“月也”，男女间的“行歌坐月”等民族传统，并无明文禁止，也没人粗暴干涉，而这些活动总是离不开歌与舞。
文革中后期，农村的氛围已没有初期那般压抑，“主席台”渐渐开始了向“戏台”的回归。这一时期，礼堂虽然成为了榨糖作坊，但是糖厂只占据了其中的一半空间，村民对于文艺活动的热情，为自己争得了另一半，戏台依然能发挥它的功能。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曲剧目还不能上演，但在*治应景演出之外，村民把诸如琵琶歌、芦笛舞、多耶等侗族同胞平日生活中表达内心、沟通情感的艺术形式也搬上了戏台。97年，河城水利动工建设，广南村常组织文艺队到工地慰问演出，这一引水工程最终停建，但文艺队却一直保留下来，就是现村中心文艺队的前身。以建村中心文艺队为起点，扩展到每个生产队（现村民小组）都组建文艺队。从年的春节开始，每年正月初二到十五晚上都有文艺队在礼堂进行文艺汇演，至今成为惯例。
年的火灾之后，村民对礼堂进行修缮的同时，拆掉了原先的戏台，重建到礼堂的另一端，恢复到原先孔庙戏台的位置与朝向。村民认为依照祖先的做法，使戏台朝向东方，才能保佑礼堂及村寨平安，周遭火灾的发生就是一种警示。
文革的结束，使得群众性文化活动全面恢复，但进入九十年代后，兴许是市场体制改革让大家更为注重物质财富的创造，许多村寨的文艺活动渐趋冷落，演出队伍逐年萎缩。与此相反，广南村的文艺活动却异常活跃，在周围村落中显得特别突出，成为远近闻名的文艺之村。广南村的礼堂与戏台也因此为人所
